現在，外賣騎手開始困在電影里了

高中畢業(yè)那年，我找了個送外賣的暑假工，每天中午在華強北送兩個小時的飯，包午餐。

當時外賣行業(yè)是個很新鮮的事物，美團還沒出現在我的視野里，餓了么也是我加入這家公司后才得知的東西——當時，老板給我畫餅說想要打敗餓了么。

和后來的外賣平臺不同，雇我的這家公司不僅負責食物的配送，還包了個中央廚房來負責餐品的供應。每天中午，一批餐從中央廚房送到我們這些配送員手里，而我們則根據程序上的下單情況，把保溫箱里的餐送到對應的辦公室，就像把線下的大食堂模式搬到了線上。

雖然都是送外賣，但當時我們的工作體驗，跟現在的外賣員其實有著很大的差別。我們不會負責太大的片區(qū)，也不會遇到等待商家出餐的問題，每個人只需要幾棟大樓的“定點送餐”就可以了。

我們會遇到現在的外賣員所需要面對的問題，甚至更嚴重。比如，克服麻煩的電梯問題——外賣員是很難在午休高峰期的時候用電梯的，即將超時的訂單會像上吊的繩子一樣不斷勒緊你的脖子，迫于無奈下只能選擇爬樓梯。

由于我們每個人都負責某幾棟樓的訂單，所以爬樓梯的頻率和強度都很高，從17層爬到32層，再從32層爬回24層，只是每天的日常。那時決定我們工作效率的，不是電動車的車技，而是你能爬多少樓梯的體能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在爬到三十幾層氣喘吁吁的時候，突然接到了個在十幾層的訂單，在無人的樓梯間里我大聲罵了好幾句娘。

《陽光普照》劇照

我們也會遇到現在的外賣員不需要面對的問題，像個銷售或者底層推廣一樣去發(fā)傳單，騷擾在休息的辦公室職員，企圖讓他們能夠在第二天訂我們的餐。在經歷一次進入別人的辦公室，根本沒有任何人理會我的過程后，我選擇了將傳單別在他們辦公室的門把手上了事，為此還挨了負責人的一頓罵。后來，面對一些推銷產品的人，我看到的都是自己昔日的樣子。

深圳的夏天很熱。每天工作完制服都會濕透，渾身燥熱的情況下，我經常對賣剩下的冷飯沒有食欲，只想喝水。而在休息時間，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老板，就會對我們大講未來的宏圖，同時指責我們今天送得還是太慢了，而累得在原地擦汗的同事，都在無聲地看著他。

這一個月的工作經歷，對我后來的人生幾乎沒有任何影響。我連當時的時薪多少都忘了，如果不是刻意回想，我甚至想不起來一些具體的細節(jié)。我對當時經歷的辛勞沒有任何意見，從小在父母水果店里幫忙的經歷，讓我對勞動這件事中會遇到的困難十分麻木——在父母的教導中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獲，是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今年夏天，上海熱得不同尋常，印象中這一兩個月似乎每天都在高溫預警，熱得連走出室內都成了某種生存挑戰(zhàn)。

前兩天下樓抽煙，在電梯里遇上了剛送完餐的美團外賣員，心血來潮地問他天氣那么熱，外賣平臺有沒有提供高溫補貼。他有點驚奇地跟我說沒有，不知道是在驚奇我這個陌生人的搭話，還是在驚奇我居然問這種傻逼問題。

電梯開了，他跟另一部電梯里出來的餓了么外賣員一起邊聊邊往外趕，落在后面的我隱約聽到他們聊到了我剛剛的問題，然后是他們一起發(fā)出的大笑聲。

于是，我決定去看《逆行人生》。

我并不太信任徐崢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一直對市場、觀眾、電影的題材都有過分的計算，這是他在商業(yè)電影領域的才華，但這些計算碰到現實主義的題材，很難說會不會有錯位的發(fā)揮。

電影看完，結果是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意料之中。

意料之外的，是這并非完全是個“皇帝拿金鋤頭耕地”的故事，在電影里他觸及了問題的深處，對外賣騎手現實中所遭遇到的困境，有著全景化的展示，他也在試圖通過這些展示，來傳達對外賣員應有基本尊重的主題。

意料之中的，是這一切的展示，果然在電影后半段迅速往最庸俗的方向滑落，角色們的困境變成了片面的煽情素材，用來滿足一個爛俗的雞湯故事。他對真正的問題所在視而不見，人為地傾銷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，試圖用極端的個例來說明僵局被突破的可能，忸怩且虛偽。

作為一部商業(yè)電影，《逆行人生》的完成度相當高，劇情的節(jié)奏、情感的引導、鏡頭的變化，都相當純熟。而對外賣員生活日常的細致呈現，更是讓電影具備了一定的奇觀屬性。在現實世界，外賣員的工作已經與大多數人的日常緊密捆綁，但外賣員的生活，對許多人來說仍是個難以觸及的世界。《逆行人生》最具噱頭，也做得最細致的，便是對外賣員的整個工作流程進行了還原，使其成為對普通觀眾來說極為新鮮的奇觀。

這個奇觀呼應并延續(xù)了電影一開頭所明確的“因為不夠內卷而階級滑落”的故事脈絡，讓由徐崢扮演的男主高志壘，在卷不過同事導致被裁員后，四處求職無門，最終在被投資失敗、父輩生病、女兒求學、房屋貸款等多種火燒眼眉的困局鎖死了出路后，被迫進入到門檻更低但內卷情況更為赤裸的外賣員行業(yè)。

從這一階段開始，電影確實很好地兼顧了對現實問題的呈現，以及故事結構上的順滑。

它以“外賣員月入過萬”的神話，將送外賣順理成章地定成了解決高志壘生活困局的唯一突破點。而在將送外賣變成高志壘“逆襲”的舞臺后，它便接入了現實，將外賣員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全方位地攤開到了觀眾眼前，并巧妙地將這些全都變成高志壘接下來即將遇上的難關。

外賣員與各種小區(qū)、商場保安之間職責的沖突；為了保證不超時，外賣員超速、逆行、闖紅燈等行為與交通法規(guī)的沖突；頻繁游走在交通法規(guī)邊緣，外賣員自身生命安全與工作的沖突；平等工作的外賣員，卻因為平臺派送的“垃圾單”而無法正常工作的公平性沖突；訂單時限就在眼前，商家卻遲遲不能出餐的人際沖突；顧客的刁難與過失，導致外賣員作為服務人員的尊嚴喪失等社會性沖突。

這些全都在電影的前中部分有著相當深入，甚至尖銳的呈現。

雖然因為本身商業(yè)電影的屬性，這部分的呈現難免將一些角色和群體刻板化，也難免帶上一些夸張與喧嘩，比如將“顧客”塑造成外賣員困難的首惡，又比如描繪馮兵扮演的“單王”大黑如何車技高超時，給了一個電瓶車側身過彎，車身在馬路上刮出火花的鏡頭，儼然把小電瓶當作了哈雷摩托來拍。

但高志壘作為一個中產精英，在電影前半段不斷地破除尊嚴、認知的障礙，適應自己階級滑落的過程，的確一定程度上地“脫下了長衫”，明白了想要在外賣員這個行當混出頭，就必須付出尊嚴、時間，乃至生命安全的代價。

然后呢？沒有然后了。接下來的電影用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情節(jié)變化，將前半部所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消解并掩蓋，輔以極其娛樂化的敘事，令一個將所有人都困在原地的僵局，坍縮成了一個可以依靠個人努力去突破的麻煩。

電影后半部對高志壘奮起過程的描述，充斥著難以言喻的“對下層人民垂憐”的刻奇意味。前半部所描繪的外賣員困境，在電影的后半部，從具備一定現實意味的奇觀，淪為了男主勵志過程中純粹的背景板、純粹的模糊景觀。

這個時候，故事前半段所有看似為了故事節(jié)奏、電影觀感所做的浮夸描寫，對所有角色采用的片面刻畫，甚至將“顧客”作為外賣騎手面臨的最大障礙的扁平塑造，都露出了真實的面貌。

它們并不是電影試圖引出更現實內容所留下的入口，那些出場的角色和形象并沒有隨著故事的發(fā)展而變得立體，更沒有帶出更深層也更無解的困境。

它們只是電影為后半部極不真誠的情節(jié)發(fā)展，所留下的伏筆。

在高志壘下定決心想要成為“單王”，端正了自己的工作態(tài)度的時候，整個電影世界立刻變得順遂了起來。

父親與他的矛盾毫無道理地自然消解了，所有外賣員都自發(fā)地幫他解決困難，此前所有為難他的保安、宿管、顧客，全都在這段時間里被一個個地解決，高志壘的騎手等級和月收入都在節(jié)節(jié)攀升。他的債務在這個過程里消失不見，甚至他的糖尿病都在“奮斗”的過程里自覺地“隱入塵煙”。

這些都不是現實的邏輯，甚至不是“魔幻現實”的邏輯——“我變好了，世界就會圍著我轉”，是做夢的邏輯。

如果《逆行人生》只是一部普通的商業(yè)電影，像徐崢之前拍的“人在囧途”系列那樣，幻想就幻想一些，導演和觀眾們都并不太在意。因為，電影想要呈現的邏輯，并不在那個層面。

但這部電影既然觸碰了外賣員的題材，也對外賣員的處境進行了較為尖銳的呈現，那么就不能避免去承擔大家對現實主義的期許。

套用那句關于忠誠的名言，現實不徹底，便是絕對的不現實。

當電影選擇了將整個故事轉入到勵志節(jié)奏的那一刻，就必然會有諸多問題被掩蓋，許多矛盾被轉移。

外賣員們是不是單純的受害者？顧客們是不是趾高氣揚的暴君？保安、宿管、店家，這些對象真的能因為單方面的討好，就變得好打交道嗎？

復雜的人性不會遵循這么理所當然的邏輯，否則我們每年也不會看到如此之多的外賣員與店家、顧客大打出手，甚至鬧出人命的新聞。

而更為讓人不能接受的，是當電影將所有因素都作為高志壘奮進的陪襯時，在更廣闊視角下的問題與困境，便在這部電影里被隱去了。

外賣員工作所有的環(huán)節(jié)，以及在這些環(huán)節(jié)里都有可能遇上的人，都在這部電影里有所表現，唯獨又一個最重要也最致命的角色——外賣平臺本身——卻全程失語，只在最后的“單王”表彰大會上為成功者提供了歡呼的舞臺。

對外賣員所面臨的問題，很多人都不感到陌生，在前幾年的媒體敘述里，就已經很集中地將外賣員們稱之為“困在系統(tǒng)里的人”。來看這部電影的觀眾，許多都已經對外賣平臺給外賣員帶來的結構性壓迫，有著一定的認知。

圖源：《人物》公眾號

外賣員為何要頻頻超速、逆行、闖紅燈？

外賣員為何在被車撞了之后，還要鮮血淋漓地提起外賣接著送？

外賣員為何在送餐過程中遇上交通意外，卻很難拿到保險與平臺的賠付款？

超時罰款、平臺規(guī)定時間的不斷縮短、從平臺到配送站層層遞增的壓力、勞務合同的缺失、保險履行的不到位，諸多結構性問題最終的根源都在瘋狂擴張的平臺本身。

這已經不是人人視而不見的“房間里的大象”，而是早已被大家掛在嘴邊時時提及的豺狼。既然電影試圖讓高志壘在外賣員這個工作中實現人生的“逆行”，便不應當也不能不去提及這個問題。

事實上，《逆行人生》提及了。在劇情后半有一個“單王”大黑與其他騎手的沖突，其他騎手指責大黑跑得太快，導致平臺都以大黑為標準來要求他們，導致大家為了工作都不得不拼命加快速度。

平臺算法不斷優(yōu)化并壓縮騎手的配送時間，“優(yōu)秀”的騎手通過對路況的熟悉、對交通規(guī)則的違反，不斷適應了新的配送時間限制，反而給平臺算法提供了更新的數據，讓它能夠在下一次給出更加苛刻的時間限制。

對騎手們而言，這是個無解的問題，是平臺算法在不加節(jié)制地優(yōu)化下必將導致的結果。在勞動力過剩的環(huán)境里，平臺算法會一步步將所有騎手異化成麻木的配送機器。這不會是大黑一個人的問題，也不是其他騎手不夠努力的錯，而是這個被算法支配職業(yè)，注定走向越努力就越累的殘酷結果。

大黑與其他騎手爭執(zhí)的根源，本應指向這里，指向層層剝削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。但《逆行人生》沒有，它把這場爭執(zhí)變成了一場內部員工之間的情感沖突，用激烈的情緒去弱化了真正應當指控的對象，然后又借由情感沖突的解決邏輯，在一頓飯、一個苦衷、一場外賣員之間的歡聲笑語中，把這個問題一筆帶過。

然后，《逆行人生》還以大黑的退出為契機，把劇情導向“單王爭霸戰(zhàn)”的劇情，將整個電影的主題徹底娛樂化。

“單王爭霸戰(zhàn)”是一場災難。這場災難徹底拋棄了此前花費諸多筆墨帶出的嚴肅與苦痛，把所有本就刻畫片面的外賣騎手，壓進了一心一意爭奪“單王”的“運動員”形象中。所有外賣員所遭遇的問題和困境，在這場“競速賽”里被擱置，讓位給廉價的雞血和激情。當高志壘被車撞了仍然拿著外賣，奔進夜場，在最后一秒鐘完成最后一單奪下“單王”時，影片為高志壘提供的“逆襲成功”的巨大高光，便徹底排斥了其他所有問題所存在的位置，只留下對個人努力和意志的歌頌。

這種幾段劇情間內在敘事邏輯的替換，是一種惡毒。

它忽視了外賣員身上人力不可抗的結構性問題，拒絕回答如果系統(tǒng)崩潰了可能出現的災難，否認了這個過程中人被勞動異化的現狀，仍然將個人努力視作為每一個人解決問題的治病良方，對所有觀眾灌輸著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。

《逆行人生》做了半部好電影，寫了一個偽現實。商業(yè)邏輯蓋過現實邏輯，提出問題的同時又在背叛被那些問題所困擾的群體，它不是那種完全倒向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懸浮電影，但觸碰問題又回避問題的行為，更為讓人所不齒。

電影上線后，《逆行人生》遇到了今年以來關于電影最大的輿論風波之一。

某種意義上，我認為徐崢活該。

在電影結尾的后日談，高志壘放棄了父親的高價康復醫(yī)療，放棄了孩子的國際學校，也放棄了始終被他稱之為“底線”的大房子，一家人搬到了一個小房子里其樂融融，談笑間說起了自己再也不需要胰島素的可喜現狀。

電影似乎是想要通過這一幕，傳遞“知足常樂”這個顛撲不破的道理，讓高志壘放棄物欲，回歸真實的生活本身。但卻因此而對前面鋪墊的“努力神話”，形成了別扭的嘲弄。

當這些高志壘原本所面臨的困境全都不存在后，他進入外賣員行業(yè)，并且如此辛苦奮斗的原動力也被抽空了。若從一開始就如此選擇，電影中間又一個半小時的內容都完全不必去呈現。

更諷刺的是，即便電影將高志壘塑造成了一個，能在幾個月間從中產精英進化成外賣單王的“天才”，同時還能在每天十四小時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后，仍然能夠抽出時間來開發(fā)“路路通”小程序的“超人”。他仍然沒有解決自己最初想要解決的任何一個問題，仍然需要不斷地對生活妥協(xié)與讓步。只有到電影最后一幕，“路路通”這個小程序引起外賣平臺高層注意力的畫面，高志壘自己的問題，才真正出現了可被解決的契機。

在奮力打造了一個“努力神話”后，又將高志壘送外賣這段時間的所有經歷踢入虛無，仍然對其人生的“逆行”給出了一個“獲得上頭的賞識，才能重回中產階級”的答案，簡直是在自己拆自己的臺。

我能看出徐崢試圖復刻《我不是藥神》的奇跡，但就這部影片所表露出的虛偽來看——別逗了，還是繼續(xù)去拍”人在囧途“吧。